配资伐近一年全国超20家公立医院设国际部，接住“流量”还有哪些挑战

在被确诊脊柱侧弯一年多后，因干预治疗无果，侧弯达到69度的加拿大华人女孩小小近日决定回中国接受治疗。

而在小小住院的病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镜朗特需与国际医疗部，床位使用率超过75%，其中不乏有来自英国、新加坡、俄罗斯、印度等国的患者。他们或因本国医疗效率低、此前治疗效果不佳，或为寻找优质且可负担的诊疗方案，或为尽快用上某款全球新药，而辗转来华。

医疗技术水平是中国公立医院发展国际医疗的立身之本。近年来，中国医院、中国医生的优势学科和专科能力逐渐被国际医疗界认可，全球创新药械在中国获批和首发上市的数量也不断增加。在金融支付、出入境管理等多方政策加持下，中国医疗的“性价比”优势被放大，由此吸引了不少跨境就医者。

但中国公立医院发展国际医疗仍面临多重挑战。

第一财经采访了解到：一方面，公立医院的医疗水平在国际上曝光度不足，较少引入国际认证体系，同时国际保险公司对中国公立医院的了解与覆盖也较为有限；另一方面，公立医院需要维持公益性，且在当前优质医疗资源相对紧张的情况下，公立医院对国际医疗服务的资源投入受到限制。

公立医院的“流量”由何而来

“能够以较高性价比获得高水平医疗”，在多名受访公立医院国际医疗部人士看来，是吸引境外患者专程来到中国公立医院的主因。

“港大深圳医院接诊的患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下称“港大深圳医院”）副院长何家仪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公立医院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国际医疗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相较于该区域内的私立医疗机构，公立医疗机构服务的国际患者预计更多，后者在国际医疗服务量、服务种类等方面占据优势。

在另一一线城市上海，据上海新华医院镜朗特需与国际医疗部主任马飞介绍，当地公立医院的涉外和特需医疗服务起源较早。在去年下半年扩容后，上海公立医院国际医疗旅游试点单位已增至22家。

上海市卫健委主任闻大翔近日在谈及2026年上海卫健领域改革的重点任务时进一步明确，深化高水平公立医院国际医疗试点，持续提升上海医疗的国际影响力。

不过整体来看，马飞告诉第一财经，在上海国际医疗服务市场上，目前私立医疗机构在整体服务体量规模上大于公立医院，但二者定位和服务逻辑有所不同，“公立医院所引以为傲的是疑难重症救治”。

以新华医院为例，马飞表示，目前，来到该院外籍患者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境内外资企业人士，另一类就是境外的疑难重症患者。后者多数奔着该院新生儿外科、罕见病诊疗、脊柱矫正等特色专科而来。目前，因体检等健康服务而来到该院的外籍人士还较少。

“比如，欧美发达国家患者可能认为中国公立医疗性价比高，类似的诊疗过程，在患者本国可能需花费2万~3万美元，而中国只要2万~3万元人民币，即使加上飞机、住宿等间接成本，实际就诊花销也比本国低；对于加拿大、英国等地外籍患者，他们在本国公立医院排期可能需要半年之后，相比之下，中国公立医疗的效率较高，几天内就可以解决手术排期问题；对于部分亚洲邻国和‘一带一路’国家的患者，他们本国的相关医疗技术能力可能相对不足，又因中国对外交流和援助等原因，关注到中国公立医院的技术实力，来华就医以解决高技术可及性的问题。”马飞说。

除了高性价比，已经在中国接受治疗并取得良好效果的外籍患者会将自己的就医经历分享给身边的人，这种口碑传播效益在互联网时代被放大，为中国公立医疗带来“自来水”流量。

在前述小小的案例中，真正做出来中国治疗决定的是小小本人。通过互联网社交平台，小小看到了她现在的主治医师——上海新华医院脊柱中心主任杨军林此前成功救治其他严重脊柱侧弯患者的视频。

此外，创新药械的可及性、使用效率和可负担性，也是疑难重症患者选择中国医疗的一大原因。

马飞表示，去年7月，一名英国籍、102度脊柱侧弯的12岁女孩在新华医院就诊时，需要使用一些高值耗材。这些支具通过医院临采，全流程只花了3天左右。

国际医疗部能否承接“流量”

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的一年里，全国有超过二十家公立医院国际医疗部先后揭牌或投入使用，所属城市从北京、上海、广东、厦门等一线或东南沿海城市深入至四川、河北、新疆等内陆城市。

不过，根据北京协和医院国际医疗部研究人员去年发表在《中国卫生产业》上的一篇文章，研究人员在对北京、上海等地公立医院国际医疗部的走访及调研时发现，在公立医院，“国际医疗部作为平台”，从医院专家资源库中遴选高级别医生出诊。通常情况下，医生医术精湛，但服务意识稍有欠缺，与患者沟通不充分。护理人员配备不足、导医等医辅人员服务质量有待提高。

在上海新华医院，该院国际医疗部的四个病区、71张床位使用率保持在75%以上的高位，但固定人员配置却较为精简——约10名固定医生和不到50人的护理团队。

在马飞看来，如果考虑到公立医院开展国际医疗的特有运作模式，或不难理解——在以公益性为导向，以国内患者为服务主体的背景下，高水平临床专家不会专职于国际医疗部。一旦有疑难重症诊疗需求的外籍患者被收治，专家团队可以“打主攻”，国际医疗部“打配合”。

马飞说，公立医院是中国医疗服务体系的主体，也是体现公益性的主体。近年来，上海先后推出非公和公立医院国际医疗旅游试点工作，但在遴选前述试点医院时，有关部门多次重申明确，希望试点公立医院在开展国际医疗旅游时拥有独立空间，不侵占常规医疗病人的权利。

此外，马飞解释：“跨国就医毕竟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外籍患者不是轻易就下决定。他们会事先通过邮件等形式询问很多问题，比如大概的手术方案和风险、可能的预后情况以及费用等。相关临床团队在必要时也会视频进行事前沟通。针对临床专家给出的方案，如果他们认可并确定来华，国际医疗部会及时介入，预留好床位、预估出手术费用并准备好相应耗材和药品（部分需要提前进行临采），再按期邀请他们过来。”

也就是说，签证、医疗费用与保险覆盖、语言沟通、治疗衔接等问题，往往事前就会得到有针对性的解决。一旦跨国医疗行为发生，前述环节的阻力并没有社会固有印象中的那么大。

在支付环节，安盛天平首席健康险业务官丁侃告诉第一财经，首先，国际医疗保险本身属于中高端险种，故而持有者多为中高净值的个人和企业客户，且健康意识均较高，国际医疗的可支付能力较强。其次，国际商保直赔、国际信用卡支付等日渐成为公立医院国际医疗部的标配或发展方向。

“除了国际医疗险，一些旅游险产品也会覆盖医疗保障责任。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在中东地区，如沙特阿拉伯等国家，这些国家社保福利比较完善，甚至可以支持本国人用基本医保去往海外就医。”丁侃说。

与此同时，因疑难重症被收治入院的外籍患者，往往涉及大额医疗支出。“预支付医疗费用变得越来越普遍。”马飞说。

日前，上海新华医院眼科视网膜母细胞瘤诊疗团队接诊了一名俄罗斯患儿。在患儿线下面诊前，其治疗费用就在经院方预估后，由俄罗斯当地基金会将预付治疗费用通过外汇打款的方式，汇入院方账户。出院结算后，该基金会付款余额经院方财务原路返回，并应患者需求，由院方出具了相应详细金额材料等。

但客观上，囿于人员配置和医疗服务收费项目限制，公立医院国际医疗对于院前、院后的拓展服务及特色服务开展较少。

尤其在国际医疗旅游市场扩大的背景下，能否将公立医院在接诊外籍疑难重症患者上的优势延伸至门诊以及体检等服务中？因疑难重症救治而积累的“自来水”流量能否进一步形成“品牌输出”效应？成为公立医院体系化地发展国际医疗，下一步需要思考的问题。

对于前者，一方面受到公立医院资源分配、资金投入限制；另一方面，尽管外籍人士的门诊需求总量不小，但需求分散，供需匹配难度大。王敏工作于某一线城市三级医院，该院国际医疗部以提供门诊服务为主。她对记者坦言，在该院国际医疗门诊中，外籍患者的整体比例仅约20%。

对于后者，正如全球旅客可能因“米其林评级”而“打卡”中国餐饮，多名受访业界人士均提到，中国公立医疗机构获得国际认证，是进入国际医疗旅游领域的有利因素，也可以成为更多外籍患者选择的依据。目前，尽管也有一些头部医院牵头制定国际医疗标准，但国际市场的认可度还不够。

艾社康亚洲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刘畅则对第一财经提出另一种可能性：目前，中国公立医疗体系对外合作交流增多，比如新加坡保健集团与上海申康的合作，这或为中国公立医疗“对外输出”提供一个正式口径；另外，相较于中国公立医院，不少中国连锁私立医疗机构以及外资医疗机构在国际品牌认知度与国际医疗保险公司合作等方面更具优势，同时这些医院往往也在创新药械引入方面阻力更小。通过“公私合作”，畅通公立与私立医院之间病人和医生的双向流动，进而整体性提升中国医疗在若干专科领域的国际影响力，也是一种可以考虑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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